近日，电影《我不是药神》及其背后的真实故事，在社会上激起了一场关于“正版药品”与“盗版药品”之间的大讨论。保护知识产权、支持正版的道理人人都懂，然而，当一个人面对贵到“吃不起”的正版药品，和“不吃药就会死”的致命矛盾时，使用盗版，乃至倒卖盗版，似乎也成了一件可以理解的事。

说来也巧，就在这部电影如火如荼地上映之际，另一场“正盗版之争”，也在了舆论场上“吹皱了一池春水”。这场争议的主角，是大学生们使用的各类教材。7月6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题为《大学生为何选择盗版教材：正版太贵、教材本身使用率低》的特别报道，直指高校之内早已泛滥的盗版、翻印教材现象，并且对这种现象背后的成因进行了探究和讨论。与此同时，这篇报道也在网络上引发了议论。

和“不吃就会死”的抗癌药品相比，教材并非救命之物。因此，没有人敢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用盗版教材有理。不论是使用盗版教材的大学生，还是翻印、贩卖盗版教材的商家，都没有像电影中的主角一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自辩的资格。然而，在某种层面上，一些使用盗版教材的学生，面对的是和那些没钱买正版药的患者类似的困境——对他们而言，教材无疑是完成学业的必需品，而某些教材高昂的价格，确实令他们无可奈何。

面对这样的困境，居高临下地指责这些学生缺乏版权意识，是我们最容易摆出的“正确”姿态，然而也是最无效的解决方案。是的，教材的价格并不会要了谁的命，大学生只要节衣缩食几天，就能买下一本一百多元的正版教材。但是，大多数大学生并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富养”子女，“囊中羞涩”才是很多学生的生活常态，选择“省钱”的盗版教材，自然也就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那么，不指责大学生，反过来指责作者和出版方“定价太高”，就对了吗？也不尽然。教材的价格，实际上反映的是教材编写者的劳动价值。教材往往只有大学生才会购买，而且常常以二手方式流转，如果其定价不高，能提供给作者的回报恐怕寥寥无几。

如果编写教材的教师，无法得到足以激励其劳动的酬劳，自然会导致其积极性受挫，进而拉低教材的平均质量。平心而论，和国际同行相比，中国学者撰写的教材、专著的定价，已经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如果进一步降低，恐怕无益于教材市场的长远发展。

如果说错既不在消费盗版的学生，也不在制定正版价格的出版方，那问题到底出在哪？答案其实就在容易被忽略的中间环节上。

一方面，根据《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学生群体对教材价格的不满，很多时候针对的都不是教材的定价本身，而是教材采买工作缺乏透明度。如果校方在采买教材时，能够更加开诚布公，以公开、透明的态度向全校师生进行公示与听证，让学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诉求，或许就能减轻学生的不满，让他们更愿意消费正版教材。

另一方面，一些欧美国家的教材定价远比国内更高，但并没有盗版教材泛滥的问题，我们不妨从中学习一些经验。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些国外的大学往往有十分健全的书籍流通和教材共享体系。无力购买昂贵教材的困难学生，可以选择去图书馆借阅教材、从书店租借教材、或是获得学长学姐定向捐赠的旧教材。如果国内也能发展起这样一套完善的助学体系，同时辅以对盗版的严厉打击，自然有望在根除盗版的同时，也让广大学生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