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90后”走上领导岗位主政一方,其中并不全然是因为他们的高学历和知识结构,而在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透明程度的大幅提升,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大幅改善,以及对主政领导考核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的不断递进。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90后”已出任县市领导职务。“90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士袁琳就是其中的一员。去年12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下辖县级福清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决定任命袁琳为福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袁琳由此成为福清市最年轻的副市长。不同于袁琳的短期挂职锻炼,她的校友蒋仁正,已在福建省正式担任县市领导职务。而其他更多地方的高学历“90后”也已正式担任县市领导职务。(5月4日新京报)

地方社会经济建设是否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班子的开拓能力,在同等国家政策的背景之中,班子成员越年轻学历越高,就越能充分利用政策资源,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焕发出发展的最大活力。

但这并不是说年轻与高学历就是社会经济设发展的排他性法宝,而是说,随着社会知识结构的不断升级和学历水平的价值化,以及国家政策资源的密集化与科学化,如何合理利用这些公共资源,本身就是一个含有年轻化与高学历因素的理念性时代课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地方在选任班子成员时,注重的是当时所谓的“实战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在同等平水之中,谁的社会资源多,谁能跑来项目,谁能打通关节,谁就是大能人,谁就能入选班子成员,甚至可以顺利当选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

因为具有这样能力的人,理所当然就是具有社会人脉和高深资历的人,这当然没有年轻人的份,因为年轻人即没有社会人脉,也没有一地的资深背景,也就不可能具备当时所谓的实战能力,因而,在那个时候,班子的年轻化,本身就很难落实下来。

然而在历史性肯定改革初期用人制度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能被提拔重用的人,很多靠的都是个人的非规范性社会资源,比如,省里的项目能否拿到县市里来,甚至是否知道省里存在哪些项目,这都不是透明的事,谁知道了,谁就可能捷足先登,而不知道的,也就失去了拿项目的机会。

可见,当时的政策信息的不对称与不透明,就是很多地方的现实情状,而能听来小道消息的人,当然就会打个擦边球,先人一步如愿以偿,而这就是当时评估选任班子成员的基本标准。但在这个标准之下,年轻人不占优势,只能等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同时,也就等于失去了平等竞争的可能,和平等施展才能的机会。而归结起来,根本的问题就是改革初期当时的息信环境不够透明,法治环境不够到位,以及考核标准的局限化和单一化。

而现在,改革开放已走过了40年的历程,各地的执政理念已今非昔比,以前存在的信息不透明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改观,从中央到地方,政策的发布早已实现扁平化的公示方式,没有了小道消息提前透风的空间,不管是哪有了项目,大家都会在公示中同时知道,当然就不存在依靠社会人脉捷足先登的问题。而过去那种打擦边球的方式,也属于违法违规之例,因而对于各地来说,现在也就实现了法治环境下发展机会的平等。

因此可以说,之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是“90后”走上领导岗位主政一方,其中并不全然是因为他们的高学历和知识结构,而在更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政策信息透明程度的大幅提升,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大幅改善,以及对主政领导考核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的不断递进。

其实,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这样的系统性变革一直都在悄然进行中,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今天有越来越多的“90后”走上领导岗位,本身就映示了改革开放40年的必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