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伴随的是各国民族文学的兴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国有乔叟，中国也要在西学东渐时代重建民族文学与文化。图为刘继卣绘《大闹天宫》。（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16日《南方周末》）

“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正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

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可以有多种角度，比如，从国家体制的演变着眼，可以将西周至1911年间的中国文化划分为封建时代的文化、帝制时代的文化；从文化的载体着眼，又可以分为以简帛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以前）、以纸为书写工具的时代（东汉末至北宋）、活字印刷时代（南宋至清中叶）、机器印刷时代（清末以降）；从社会经济形态和国家管理形态着眼，还可以分为上古文化、中古文化、近古文化、近代文化；从“哲学的突破”着眼，则特别关注中国思想史上几个重大的变动时代，如春秋战国之际、汉晋之际、唐宋之际、明清之际；这几种不同的角度之间，有重合之处，也有歧异之处，各有其阐释优势，又各有其阐释盲点，因而可以互补而不能相互取代。

一、从五经到四书

从世代更替的角度选择中国文化经典，其首选无疑是“五经”“四书”和“四大名著”，而“四大奇书”则是“四大名著”的雏形。

自西汉至盛唐，经典的数目虽然不断增加，有“七经”“九经”“十二经”之称，但延续的仍是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这一体系从中唐起才逐渐被以“四书”为主的经典体系所取代。这并不是说“五经”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四书”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力更大，“四书”取代“五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中之重。西汉大儒董仲舒教人以五经六艺为本，隋代大儒王通著《续六经》授徒讲学，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所看重的首先是“五经”。而中唐韩愈等人已注意到《孟子》《中庸》《大学》的重要性，发宋代理学之端，至宋代大儒如二程、张载、朱熹、陆九渊等人，虽然学术主张不尽相同，但在论为学次第和内容时都有相似的见解，那就是对“四书”特别重视。诚如吕思勉所言：“唐中叶以后新开之文化，固与宋当画为一期者也。”

“四书”取代“五经”在很大程度上与佛学冲击、挑战儒学影响力相关。相较儒学，佛学的优长在于其心性之学。自魏晋南北朝时代，佛学由波若本体论向涅槃心性论转化，佛学逐渐找到其特色议题，涅槃佛性成为佛学主流话语。对心性之学的纵深开拓，使得佛学渐脱玄学苑囿，至隋唐以降而大张其道，士庶上下的思想疆域多为佛学所占据。

为了和佛学抗衡，复兴儒家的文化传统，必须对过去的儒家经典重新加以诠释，即回溯儒学原典中的心性之说，重建儒学心性话语。韩愈重视《孟子》《中庸》，发扬孟子的“性善”理论而分性之品次，李翱也标举《大学》《中庸》，在《复性书》中分辨情性。这一体系在宋代得到完善，依托“四书”构建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程朱的贡献尤其重要。二程“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这个体系在宋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得到了完成。他构筑起以“理一分殊”为核心的本体论体系，“理”是贯穿其中的具有本体色彩的概念，它是宇宙万物生成之源，又蕴含在一切事物之中。朱子通过重新诠释儒家经典，构筑起以“四书”为核心的经典体系。

“五经”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时代落幕，文化史上的中古时代正式开始。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始于秦始皇登基，帝制时代的前期常常被称为“中古时代”，其主体部分为秦汉至唐末。但就文化性质而言，汉武帝时期至盛唐才是典型的中古时代，其特征是，以“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居于主导地位。

“四书”经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中古时代的落幕，文化史上的近古时代正式开始。帝制时代的后期常常被称为“近古时代”，其主体部分是宋元明清。但就文化性质而言，唐中叶至明中叶才是典型的近古时代，其特征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在帝国的政治秩序、文化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书影（资料图/图）

二、四大奇书的崛起

“四大奇书”的崛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向现代转型的标志，而“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确立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传统已日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之前，这个新的文化传统是西学与中学相互冲突和融汇的产物。

“四大奇书”是明代四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的合称。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这四部书就常被论小说者并列，至清初，李渔更明确提出了“四大奇书”的概念。他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志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自李渔之后，“四大奇书”成为论小说者的常用术语。明末清初“四大奇书”概念的出现，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深意——因为，“四大奇书”其实是比照“四书”来命名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四大正书”，《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则是“四大奇书”，“正书”代表的是大传统，“奇书”代表的是小传统。

“四大奇书”兴起的晚明，正是以“四书”为核心的理学权威遭遇危机的时期。明代文化发展的一大历史转折是明中后期程朱理学走向衰颓而心学大盛。自陈白沙开启明代心学，其后分为湛若水、王守仁两派，尤其是王守仁所开创的阳明心学，为其弟子所发扬光大。泰州学派认为由于理存在于心中，因此“人人可以成尧舜”，即使是不读书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成为圣人。阳明心学以讲会的形式传播到民间，影响广泛，盛极一时。清人评论说：“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一方面，士人对程朱理学和四书的公开批评时有所见，由袁宏道论“宋时讲理学者多腐”，冯梦龙诋理学宗师程颐为“迂腐”，到李贽讥“《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儒家经典的庄严性及其所倡导的道德观念的严肃性也面临危机，一个例子就是游戏八股文的兴起。八股文本是“代圣贤立言”的文体，却被写成了“代才子佳人立言”的戏谑文章，《西厢》制艺等是其代表。

大传统中的“经典”在人们心目中的实际权威遭遇危机，小说戏曲等的文化影响则迅速扩大。大体说来，明代文坛在中叶之前以雅文学为主体，台阁体居于雅文学的核心位置。明中叶以降，雅、俗文学开始进入并驾齐驱的状态，一边是前后七子和唐宋派的兴盛，另一边则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刊行和传奇

剧演出的蓬勃景象，至万历年间，俗文学的发展进入鼎盛状态。文化人不仅是这些作品阅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小说经典地位的生成起到关键作用。除了参与对作品的修改、润饰以提升其文学品质，小说戏曲评点的勃兴也是此时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李贽、袁宏道、汤显祖、金圣叹等一批文人先后参与其中。李贽声言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分别是汉代的《史记》、唐代杜甫集、宋代苏轼集、元施耐庵《水浒传》、明李梦阳集。袁宏道在《觞政》中视《西厢》《琵琶》《水浒传》《金瓶梅》为“逸典”。他表示，区分酒肉俗士与文人雅士的标准就在于是否熟读“逸典”。金圣叹编选“六才子书”，突破文体藩篱与雅俗观念，将《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并列称赏。

“四大奇书”之“奇”，是与“四书”之“正”相对而言的。屠隆论及晚明的文化氛围时，说当时的一般读书人“闻一道德方正之事，则以为无味而置之不道；闻以淫纵破义之事，则投袂而起，喜谈传诵而不已。”“四书”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其内容重心是关乎国家政教的“宏大叙事”，其精神向度是归于“中庸”之正。“四书”中不仅包括传统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诸如《论语》中的德治、《孟子》中的仁政、民本思想等等，也包含大量的关于儒家道德伦理的教训。而“四大奇书”关注的显然是有关世俗情感、道德经验的民间生活，其追求的是与众不同的“奇”气，“把一本书列入奇书的范畴，就意味着它跟原来的文化格局不一样，创造了一种奇峰突起、奇气盎然的景观”。

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说：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而后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势而利导之，百计禁止遏抑，务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异壅川使之不流，无怪气决裂溃败也。

刘献廷的议论透露出三个重要信息：一是主张要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经典，二是确认小说戏曲才能代表他所处的时代的文化，三是强调新的文化经典的确立要“原本人情”。“原本人情”是一个重要的提法，也是对四大奇书文化特征的鲜明揭示。在中国文化史上，“原本人情”的指向往往是质疑一部分失去了活力的传统，以建立新的更富朝气的传统。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嵇康自称“不喜俗人”“情意傲散”“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刘谐呼孔子为“仲尼兄”，李贽为之喝彩，凡此种种，都是不满于既有经典格局的表示。中国人的生活在不断变化，中国文化在不断变化，确立新的文化经典势在必行。

三、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确立

真正将四大章回小说置于现代学术研究的范围并确立其文学史经典地位的，是胡适、鲁迅等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谈到，白话文学的“种子”在三四百年前的《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一百四五十年前的《儒林外史》《红楼梦》那里就埋下了……《水浒》《红楼梦》……已经在社会上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对几部白话小说的文学史贡献和地位点名表彰，这对于四大章回小说被纳入文学史经典序列自然意义非凡。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不仅廓清了四大章回小说的一些疑难，诸如情节演进、作者生平及版本情况等，更由此开创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方法。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则开国人著小说史之先河。鲁迅以其小说家兼学者的敏锐艺术感受力和学术洞察力，对明清章回小说进行了流派、类型的划分与研究，不仅是对一段历史时期小说艺术的总结，而且揭示了不同小说创作所独具的艺术品质与文化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仍然是在文学范围内谈论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而在1949年后的当代中国，“四大名著”的表述逐渐取代了“四大小说名著”。“小说”这一定语的消失是个意味深长的象征，它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四部小说的经典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而具有了融合政治、思想、学术等多元要素、影响全社会的文化意义。这种经典地位的确立，当然离不开当代的出版环境、政治气候以及国民教育的影响，而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它在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的历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

说到“无可替代”，这绝对不是夸张的形容。如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所说，“的确，从过去四十年间学术界在这几本书上所下的惊人功夫来看，似乎就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现在，不仅中国学者，就连西方的汉学家，对有关它们的作者以及版本方面的最细微的问题，也都以极为严肃的态度来探讨”。这些事实本身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在现代中国社会，即使人生理念不同，人们仍然一致重视四大名著的经典地位，这说明四大名著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功能和作用确实得到了普遍认可，而并非某种特殊的政治原因使然。

正如西方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伴随的是各国民族文学的兴起，意大利有但丁、英国有乔叟，中国也要在西学东渐时代重建民族文学与文化。四大名著之所以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就因为其本身包含着与现代文化相契合的思想因子，承载着人类社会关于公平正义的理想。新文化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将现代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等新思想融入到对四大名著的阐释中，将《水浒》《红楼》等视为“社会小说”，乃至“政治小说”“哲学小说”“道德小说”，在《水浒传》中读出梁山好汉的“人人平等”，在《红楼梦》中读出“专制君主之威”“男女婚姻之不自由”甚至“中国社会数千年来退化之迹”。经由这种阐释，新文化人成功地将四大名著建构为蕴含现代文化的“传统”经典。由此可见，我们对“传统”的塑造和重构，乃是源于认识和建设“现代”的需要，我们对经典的选择和确认，乃是因为它适应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

博尔赫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经典”总是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建构，是重新发掘传统文化意义与价值的文本载体。现代中国社会对四大名著经典地位的建构，是在20世纪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中进行的，对四大名著的阐释，是以建设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为价值诉求的，而这种“现代性”在很长时间内又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若干理念为准的，比如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精神，以自由、民主为政治理念、以进化论和线性史观为发展观的一套关于“现代性”的叙事。这对于发掘四大名著的现代价值是有意义的，但也不可否认，因为过于切近今人的理论命题，有可能导致对古人用心缺少“了解之同情”，以致对其所蕴含的文化传统失去亲切之感，以致流于对经典的“误读”。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价值得到重视的今天，我们对四大名著的阐释，有必要借鉴汉人的五经阐释和宋人的四书阐释，以期建立一个涵容西方文化精粹而又以中国人文理想为基点的新的经典体系。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陈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