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还很年轻，他们并不知道历史上告密给人们带来的伤痛，如果为了一点的眼前利益进行“举报”，这虽然是一小步，但却是向魔鬼迈进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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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头条新闻”微博爆料，“四川成都一大学女生去食堂吃饭，发现没带饭卡，就用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转头她就把阿姨给举报了，因为学校饭堂规定只能使用饭卡，用其他支付方式会被罚，结果阿姨被罚两万，而该女生获得了2000元奖励。”

即日下午，当事学校成都文理学院多次进行了回应，称“罚款阿姨2万，奖励学生2千”这样的事实并不存在。但是，几次回应里都没有谈到学生“举报”这个让网友愤怒的核心要素到底是否成立。

很多人认为“学生举报阿姨”这个细节是真的，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新京报记者在成都文理学院官网上查到一份《关于发动学生共同监督食堂窗口收取现金的通知》，这个2017年5月发布的通知明确表示，“凡发现食堂营业窗口收取现金的，应向后勤处膳食科进行举报，经核实将对举报人进行200元／次的奖励。”

罚款2万，奖励2000元看上去有点夸张，对一个食堂阿姨罚款这么多很不现实。但是，奖励200元，这个倒是很有可能，至少学校明文规定了要奖励那些“举报者”。

此事不但在网上引起热议，在校内也给同学们带来了困惑。学校官方微博后面的评论，很多都是来自本校同学。

公众感到愤怒的，其实就是“举报”这种行为。尤其是一个学生如果没有带饭卡，阿姨好心帮她，通融微信支付，要是学生本人事后举报的话，就更是突破人们的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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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一直存在，但是对告密的厌恶，同样深入人心。

我小时候住在农村，有一天妹妹下河游泳被邻居家阿姨看到了，她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回来，抓起棍子就要打妹妹，10岁不到的妹妹第一反应不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而是很气愤地说：“一定是老丁告的密！“这事成为邻居们的谈资，连那位老丁阿姨都有点尴尬：“我是出于好心啊。”

我读高中的时候，县里流行抓赌。赌博违法，被抓也是应该的。但是，有时候人们也会很纳闷，在自己家打麻将警察为什么会知道。我知道有人专门做这样的事情，向警方提供线索，可以从罚款里得到提成。但是这样的人，完全偷偷摸摸，不敢声张，他们知道，人们对告密者的厌恶，要远远多于那些赌钱的人。

通常来说，举报或者告密者，目的都是向权力者提供一些对别人“不利”的信息，从而让自己获利。

去年11月，宁波一个小学生带巧克力到教室，另一个同学眼馋，“勒索”未果，就举报给了老师。老师知道后，对“举报者”进行了批评。这么小的一件事被报道后，媒体热议了好几天。

当时宁波这位叫王悦微的老师还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学生告状很正常，但不能以此培养告密者》。在文中，王老师写道：“我们绝不能培养学生来做告密者，这是很可怕的……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但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发生在四川文理学院的事情也一样，本来是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却勾起了人们对告密的恐惧。

几十年前，很多家庭都发生过被告密者伤害的悲剧，有的甚至是子女举报父母，妻子举报丈夫。历史留下的阴影，一直残存在人们心中。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再也不愿意看到这种因告密而导致的人人自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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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警方会就重大刑事案件征集犯罪线索，这种线索的提供，由于涉及到公共安全利益，当然是值得提倡的，因为有时候提供线索者还要承担风险。即便如此，在电视剧中向官府举报的人，通常也多是负面形象。

人们尤其反感的是那种生活中的告密，这样的“举报”前前后后都上不了台面：动机不纯，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纯粹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对权力者谄媚，告密不但打击自己的“敌人”，也是向权力者表忠心；更重要的是，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对被害人来说，这是一种暗算，不是公平的较量。

中国文化对告密者斥之为“小人”，是很有道理的。一旦告密者的身份被坐实，就宣告了他在人格上的破产。

所以，面对成都文理学院这起“举报”事件，很多网民的反应都是这样一句话，“接下来，谁会愿意和她做朋友呢？”如果举报一事成立，最终她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这就是来自宇宙的正义轮回。

此事更值得警惕的是鼓励举报的“制度”。

一个大学发出通知，让学生举报那些使用微信、支付宝支付的食堂窗口，看上去相当荒诞，这维护的其实是饭卡公司落后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