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的食堂门前，人声鼎沸，艾汉澜和朋友刚想穿过拥挤的自行车堆，却被拦了下来——是个陌生的女孩儿。女生递过来一盒东西，只说了句“艾滋病日宣传”，就扔下东西跑开了。

朋友瞥了一眼就把东西扔给了艾汉澜，紫粉色的小盒子上印着一根玉米、上书三个大字——避孕套。艾汉澜把盒子揣回宿舍后随手搁在置物架上，不再细看。

艾汉澜回到宿舍没多久，发放安全套的活动就被叫停了、剩余的安全套也被没收了，原因不详。

这不仅让人将思绪回到2004年的北大校园。当年的11月23日，北京市海淀区卫生院到北京大学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同时免费发放安全套。但北大以“有鼓励学生性行为的嫌疑”为理由，将1500只应当免费发放的安全套强行扣留，消息公开之后引起很大争议，一度被称为“北大安全套事件”。

（ 2006年2月21日《东方时空》）

▎安全被性“喧宾夺主”

“携手抗艾，重在预防”是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据统计，目前接近 90%的艾滋病病毒都是通过性传播的，起到阻隔作用的避孕套就成为最主要的、也是唯一有效防范艾滋病的工具。

如果像各国在2016年联大关于终结艾滋病的政治宣言中说的那样，实现2020年全球200亿安全套的目标，那么将会避免340万新艾滋病感染病例的产生。

无论是唤起同学们对于使用安全套的意识、还是为大家提供免费的用具，发放安全套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大家能够进行自我保护，而非“作秀”或是“鼓励”。

<UNAIDS2016世界艾滋病日宣传>

但安全套的推广并不顺利，尤其是在校园。

2000年时，央视《新闻调查》栏目就曾做过一期关于“安全套该不该进校园”的节目，而这一讨论历经风波种种直至11年、甚至今日仍在进行。

2011年，南京城市频道零距离的记者采访栖霞区计生局工作人员得知，他们在实施青春健康教育时，曾向校方建议在校园内安装安全套售卖机，但遭到了清一色的拒绝。一些学生也与校方持有相同的观点，认为安全套进校园带有性暗示。人们担心，当“性”与纯净的象牙塔联系在一起，会招来非议。

除了是否要设置，设置安全套自动售卖机的效果也受到质疑。机器放置在哪里？大庭广众之下，会有人取用么？

现在，南京工业大学的食堂门口放置的是最新一代的自动售卖机，刷二代身份证就可以免费获取安全套。从鼓楼区计生协会杨惠宁会长收到的反馈来看，机器很受欢迎，工作人员每天都需要补充货品。

实际上，校园内就有日常可以免费领取安全套的地方，比如南大校医院的大厅。校医院方院长介绍说，为防治艾滋、省疾控中心规定必须有安全套供学生免费取用，从取用的情况来看，医务人员是需要定期补充货品的。

有人会困惑，“避孕套”和“安全套”有什么区别？方院长解释说，两者在功效上并无区别，只是叫法有差异。安全套通常是用天然橡胶或聚亚安酯制成，阻隔插入式性行为双方的体液接触。正确使用质量合格的安全套可使感染艾滋病的概率降低99.9%，感染淋病的概率降低85%。

今年的世界避孕日，校红十字会原本计划现场发放“避孕套”，最终因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践。这提醒着，在安全套的推广中，动机显得分外关键。

“安全套，在中国人心中，意味着性而不是安全。”2005年，北京电影学院副研究员崔子恩在接受《新闻调查》采访时说道。安全套承载的更多应该是自我保护的安全功能，但困难的是附着其上的性意味往往在人们的心中喧宾夺主。

▎追赶年龄发展的性教育

事实上，发放安全套，只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步，也仅仅是基础。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了解防治知识，更为重要。

地科楼A125的大报告厅里，同学们围坐在台前的空地上，每人都分到了一根香蕉、一只安全套。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大家慢慢把包装撕开、缓缓将安全套取出，仔细地观察它的结构、辨别正反面，而后很自然地就成功给香蕉套上了安全套。

这是地科连续第四年对大一新生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同伴教育指的是由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爱好近的同伴朋友来进行知识的传播和意见的表达，使人更愿意接受。在国际NGO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合作下，同伴教育逐渐成为我国青少年、乃至社区性教育、防艾宣传等工作的主力模式。

16级大地试验班的徐秋语对这场活动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生动”，一方面，讲师会通过视频播放、做游戏等等形式让大家参与进去；另一方面，讲师自身有趣、好沟通也很重要——这是同伴教育的一大优势，大家年龄相仿，容易理解、易于沟通。

“性教育的脚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不上我们年龄发展的角度。”活动的主持人、13级新传院的魏泊静在接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采访时这样概括国内的青少年性教育现状。

<魏泊静 同伴教育活动现场>

从第一场活动到现在，魏泊静大约做了二十多场同伴教育。数量不多，但每一场都有所不同。不仅是顺序、或是个别内容替换，她希望能真正和受众达成交流。

“受众”，是同伴教育内容的核心。魏泊静每次做活动都会仔细观察参与者的表情神态、看他们的反馈是什么样的，琢磨着调整内容。比如，艾滋病的传播方式等基本知识同学们大都熟知了，那还有没有讲的必要？如果要讲，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体验筛检的故事、或是播放一些视频等更多元的方式来阐释？“其实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今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的《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20.3%的调查对象曾发生过性行为，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2011年起，青年学生艾滋病新发感染数以每年约30%的幅度增长，2014年的增幅更是接近60%。“让他们如何更有触动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及有意识的保护自己，其实是挺重要的。”

同伴教育主持人的工作看重创新、也更注重经验。从零基础到能够有勇气、有能力站在台上和大家做知识科普，需要系统的培训和多场实战的演练。最重要的技能，是如何面对敏感问题，一旦应对不当，极易传播错误的知识和观点。

“如果有人在现场坚持说，艾滋病的传播就是由同性恋者导致的，你会怎么应对？”

“我会给他举例子，比如另一个我们印象中的高危人群——性工作者。但实际上她们的感染率是比一般人要低的。然后和大家强调每一次都要正确使用安全套。”

“身体是本钱”，这是彩虹中国创始人张景雄在香港做社工、与性工作者交流时听到的一个观念，魏泊静对此印象深刻。

▎比知识更难传播的是观念

到目前为止，魏泊静在开展同伴教育的过程中还没有深层次地涉及到“反歧视”、“去污名化”等内容，相比知识，观念的传播难度来的更大、也更加复杂。

现任校红会技术部部长的倪莫愁不愿将观念方面的内容归于教育，她琢磨了一下语句，表示还是用“观念的碰撞”来形容比较好。

对于同伴教育主持人、或者说性教育工作者而言，先锋的观点需要理解和支持，保守的理念也需要同样的对待，观念没有对错之分。

即便“观念”很难探讨，魏泊静还是会播放一些公益的视频短片。短片多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或是艾滋病感染者、或是同性恋人群，绝望、排斥、温暖、希望在每一段故事中都交杂着。

这是徐秋语第一次看到，这些平时受关注很少的群体用这样个人化、生动的形式展现在她的面前。除了加深她对于他们的了解，隐约间，她更感到有一份“爱与责任”。

魏泊静认为，这是事实本身就具有的张力。

<UNAIDS四句话了解艾滋病>

现如今，科学界已经发明了30多种抗艾滋病毒的药物，加上阻断母婴传播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的大力推广。艾滋病，已经从发现之初惹得人心惶惶的“超级癌症”，变成一个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在接受央广经济之声采访时表示：“它就像糖尿病、高血压啊，这种疾病非常难根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的治疗来控制它。甚至于我们说有一些患者通过服药、通过控制，可以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活到天年。”

当艾滋病的控制变得可期的时候，医学手段不再是我们在防治过程中唯一需要关注的重点，如何让艾滋病患者尽可能和正常人一样生活、消除歧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06年通过的我国《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然而，条例的落实何其难也。2015年12月，一名男子参加江西上饶市市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试。虽然笔试面试综合成绩第一，但因在体检环节中查出HIV 抗体阳性被拒录。

1993的电影《费城故事》助汤姆·汉克斯捧回一座小金人，他饰演的男主人公因患艾滋病而被炒鱿鱼后借助法律维权。在影片中，这一过程就十分艰难，而电影多数时候是个先行者。男主人公所面临的歧视、不公，在离我们不远的身边就存在着。

据江苏省疾控中心的统计，大约每100名艾滋病患者中就有7名大学生。

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防治专家张可医生在接受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采访时表示，感染者猜测、知道自己感染了，但害怕去检测、做诊断，是青少年当中最大的一个特点。造成这一群体自我的不认同，一方面由于艾滋病，“因为对于性的看法负面，从而对艾滋病、认为艾滋病感染者都不是好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同性性行为，据统计，大学生感染者中八成源于男男性传播。

张可医生认为这是源于学校教育中性教育的缺乏，“多给予一些关心、社会给一个包容的态度，同时告诉他们，怎样去保护自己就可以了。”

连续四年和地科团委合作开展同伴教育活动，魏泊静对于地科周老师在活动上的一段发言感触颇深：性教育也教会人怎样和自己相处、悦纳自己的一个过程。

然而，在实际的活动开展过程中，真正能达到这一步的共鸣很困难。

目前，南大能够熟练、独立完成一场同伴教育的讲师人数不足五人，且都是大三大四的学生，一如已经大四的魏泊静。另一方面，新的讲师培训又面临时间等各类难题，距离发展出一支能够定期开展活动的讲师团队、保证活动的连续性尚有一段过程。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的夜晚，倪莫愁在办公室里和同事一边闲聊、一边将一卷卷红丝带叠在一起、剪成一段一段的，这是活动当天要用的。一次剪多根叠在一起的丝带容易剪歪，因此，她每一次都依照样本仔细对齐头尾——红丝带，一定是18cm。

说起自己工作的意义，大家都笑了，会长顾超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结果是“我也不知道”，边说着，手里的鼠标没有停过，他正在制作活动海报。

记者想起第一次采访的时候，追问同伴教育的人数、场次和活动效果，二人回答说：活动效果很难评判，但可以看受众。受众越多、基数越大、能够了解理解的人也就越多。除了校园内的防艾宣传活动，倪莫愁等人还以个人的名义参与到鼓楼区计生协组织的进社区的同伴教育活动中，是为个人的奉献。

（注：文中艾汉澜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