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早晨7点半，武汉理工大学自动化学院研三学生陶崇园从宿舍楼坠下身亡。事件发生后，陶崇园的亲友在网上公布了部分死者生前的聊天记录，并认为其死因与导师王攀对他的长期压迫有关。

被网友和媒体广泛关注的聊天记录包括，导师王攀命令陶崇园为其办理种种生活琐事，要求每晚8点到其家中，甚至让喊他“爸爸”。

这让人联想起，前不久西安交大的一个博士生的类似遭遇。那位最终选择自杀的博士生杨某，同样被在聊天记录上发现，其导师周某经常要求其帮自己浇花、洗车、打扫办公室、拎包、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等。

为什么导师与研究生的“师生关系”，会在这些个案中呈现为畸形的权力关系？为何受到压制的学生没有正常的解决渠道而只能一忍再忍？为什么类似案例屡见不鲜？怎样才可能扭转这样的局面？

畸形权力关系的冰山一角

尽管导师压迫学生的事屡见不鲜，但陶崇园之死仍触目惊心。一处本该哺育莘莘学子的园地，却成为畸形权力关系的乐园。陶崇园之死，再一次将高校导师制度的问题摆在台面，但这种畸形关系不仅仅存在于高校之中，要改变它，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

陶崇园的导师是王攀，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人、教育部科技奖励网络评审专家。种种头衔，不胜枚举。当悲剧还未发生时，外人以为陶王二人关系融洽。陶崇园不但为导师做家务、打理足球队，还将数千元的奖学金捐给研究所。甚至，在事后公开的截图中，陶崇园要喊王攀“爸爸”，说：“爸我永远爱你。”

陶崇园姐姐在微博上公开的陶崇园生前与导师的聊天记录。

可在悲剧发生后，陶崇园经历的煎熬才为公众所知。为了招揽陶崇园，导师王攀曾许诺为前者推荐留学生读博，可临近读博，他又威胁学生，必须在他手下读博，否则无法毕业。而当陶崇园准备找工作，王攀也要横加威胁。读书期间，陶崇园一直隐忍，对亲人，也只是云淡风轻提及此事，可以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并不弱，更谈不上矫情。而悲剧发生后，根据媒体披露的消息，导师王攀在群里发出公告：“从即刻起，研究所新招成员，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必须通过心理测试。”校方给家属的反馈则是：1、初步认为学校和导师无责；2、已经请了律师走法律程序；3、出于人道会给予5万元安抚金。

陶崇园之死揭开的高校师生权力关系，在年初的北航陈小武事件中也有体现。2018年1月1号女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学生。此事在当时成为社会热点，据媒体报道，陈小武的滥权行为在校内人尽皆知，但他的学生们敢怒不敢言，毕竟，如果高校女学生要举报一位学者或行政官僚，不但关乎她的学业，还要赌上她的声誉。在追责系统不完善的今天，高校女性要维权，难度巨大。

在MeToo运动活跃的年初，北航陈小武事件有一个相对积极的反馈，但更多高校学子的悲剧说明——事情远未到乐观的地步。人们异口同声呼吁加强家督，但监督机制的缺席只是表象原因，许多高校是能监督，却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因为教育资源分化、学术垄断积重难返，高校很难会因为学生的人格尊严受辱，就得罪圈内名流学者、官僚，他们要保持学院的招牌。

在高校，基于人情的“护短”十分普遍。站在学生眼前的不只是一位导师，还有他身后庞大的人情网络。同时，权威之所以有恃无恐，更因为社会上有一种观念保驾护航。还记得发生于西安的寒门博士之死吗？那是今年年初的事，新闻报道：“29岁的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生杨宝德，因在读博期间不堪来自导师非学术上的压力而自杀身亡。”在读博期间，杨宝德除了专业研究之外，还要替导师“浇花、打扫办公室、拎包、拿水、去停车场接她、陪她逛超市、陪她去家中装窗帘”，甚至为其熟人女儿做家教、陪老师吃饭、帮老师挡酒，以至于他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背负巨大压力，最终决定自杀。

在他自杀后，除了惋惜之声，以作家六六为代表的一种声音也引人注目。六六说：“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脑子里想什么？装个窗帘、买个菜，打扫个卫生就委屈死了？到底是个村娃，自视甚高。俺们跟师，出门拎包抱着杯子，鞍前马后办入住，洗洗涮涮海生怕师父不满意。人哪！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所谓学习，不仅仅是课本的，也是做人的道理。你伺候伺候老师，那不是应当的吗？”

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生前的聊天记录，除了生活琐事，其导师还曾表示杨的女友与他“不配”。

《红楼梦》说“心冷意冷口冷”，用到这里却也贴切。实际上，六六的说法看似惊奇，却根植于不少导师、领导的观念中，他们成长的环境影响了他们对青年人的评判，他们认为要求学生端茶送水洗衣服也是学做人的一部分，是行业内的规矩，他们过去怎么过来，就希望年轻人再经历一遍，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而那些反抗的学生，在他们眼里，就成为“不会做人”的代表。

在过去，师生间的平衡，需要道德作为约束力量，因为僵硬的典章制度、法律条文，无法对师生生活照顾地事无巨细。在一些模糊地带，就需要双方自行解决。的确，大部分老师秉持师德，对学生给予帮扶，学生出于感激之心，也愿意在自身义务之外对导师做出更多贡献。但在陶崇园及杨宝德的事件中，导师要求学生做的事，明显已经超过了学术领域。诸如维护足球队、洗衣服、陪酒等事，跟学术都没有关系。

身为老师要明白一点——学生可以有帮助老师之私念，但老师决不可存有此心。这种额外帮助，本不属于学生义务。所以孔夫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今天的老师尊尚孔子，这句话应该铭记在心。这一点上，文学博士张向荣在《师道尊严就是师生的人格平等》一文中说得很明白。

撼高山易，撼观念难

陶崇园式的悲剧不独发生于校园，更弥漫在整个社会中，它未必是以死亡的面目被人关注，更可能是心理的创伤，经年累月，成为受害者内心的疤痕。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校方愿意给予导师那么大的权力？为什么一次次的高材生悲剧之后，状况依然如故？事实上，这种畸形的权力关系，普遍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它可以以不同面目出现在不同圈子里。在高校，是学生喊导师做爸爸，不但论文署名让给导师，还要给导师端茶送水做家务；在文学圈，是新生的作家要给权威评论家送礼，坐在权威奖项席位的评委，更是拜山头的重灾区；在影视圈，是年轻女演员给导演们表演才艺，表演还不够，还得去家里做客；以及，一次次陪领导参与饭局，供人消遣，以公事之名，行滥权之实。

寒门生活在一个人情的大染缸里，像《远大前程》的皮普突然来到大伦敦，一时摸不着北。在这个染缸中，身处下级的人，顾及人情，哪怕上级做出逾越规则之事，也要三缄其口。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晋升通道被牢牢掌握在上级手里，他们在圈子里的人脉和声誉，都与上级有关，他们就不得不做出妥协，不到忍无可忍，就保持慈眉善目。

《远大前程》

作者：  [英] 狄更斯

译者： 王科一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5月

中国人强调隐忍，凡事能忍则忍，不能忍，也要调和折中。这种隐忍哲学，在古代是做臣子的学问。做臣子，就要把君主当父亲一样对待，自己不是儿子，便是儿媳妇，凡事担君之忧，不可有一己之私，家里出事了，也要关起房门，不可外扬家丑。这种臣子哲学，在清代发扬到极致，所以有了汉臣张廷玉的“万言万当，不如一默。”有了想做奴才而不得的人。如今，大清亡了，但这种臣子哲学，却流行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领导被当作父亲一样呵护着，部门里的人打交道，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若是真出了事，就要小心翼翼包着。一件华美的衣裳，破了个洞，仆人想的不是修复它，而是假装没看见这个洞，还要说：“真美，真美。”

所以，陶崇园悲剧发生后，有人说要加强建立心理干预机制，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培育，笔者保持谨慎。要提防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成为换汤不换药的隐忍哲学。更重要的是，不从根子入手，不改变畸形的权力关系，仅仅对学生做心理干预是杯水车薪。当此之际，更需要运用舆论的力量，利用外部的言论，扣响铁屋子的大门。撼高山易，撼观念难。社会观念不变，约束一个王攀，也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鲁迅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遍揽当今校园，怯者俯拾皆是。而象牙塔，是这个社会的冰山一角。

限制导师权力，要如何施行

现在，大众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限制导师的权力，保护学生的人格尊严，可是，怎么限制，怎么保护，如果要落实，势必要谈到具体问题。

是成立一个专门的监察小组，加强对导师的监督？可是，且不谈谁来成立、校方是否有此人力、资源建立和维持，如果真的新设立这种监察性质的小组，会不会让假公济私之徒，以监管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让本就官僚化严重的大学更加举步维艰？若真如此，势必对学术活跃造成巨大打击。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局面。

在罗茜茜实名举报北航教授陈小武性骚扰之后，北航官方发布了对于陈小武的处理通报。

以及，如果进一步约束导师的行为，相应提高研究生、硕士生的话语权，甚至鼓励后者自发检举导师违规行为，这样会不会引起“学术碰瓷”现象大面积发生，会不会使师生关系沦为互相仇视的关系？倘若舆论仅仅从学生的的角度思考问题，没有对全局的把握，很可能矫枉过正，反而适得其反，不利于良性师生关系的重建。

按理说，要最大可能避免师生冲突，最便捷的方式，就是让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淡化到如本科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一样，上课、交作业，私事一概不过问，如此两相太平。但这不但不符合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也容易让师生关系沦为机械的工作关系，我布置任务，你完成任务，彼此只有工作需要，没有感情。在中国大背景里，这很难想象，因为中国教育是很注重师承的，一位研究生冒头，很多人问他的第一句就是：“你的导师是谁？”圈子就这么点地方，你说出来，往往别人都有印象，你的导师是谁，甚至影响到他者对你的看法。

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是惺惺相惜、互相珍视，彼此不但为学术之友，在生活上也嘘寒问暖。导师为了建立理想的师生关系，哪怕只是为了更深的传授自己的学问，也绝不会将与学生的关系局限于功课之中。有的时候，导师甚至会好心将学生推荐给刊物编辑，帮助学生发表作品，而这种帮助，本不在他义务里，学生感念于此，也会主动替老师分担工作。这是一种谙熟于心的相处方式，但也因为这种暧昧空间，留下许多争议。比如同门抱团、权力倾轧、人情高于学术本身等。

但是，承认现状的合理部分，并不意味着默许陈规，今天象牙塔里的悲剧，已经说明这种反思、改良高校导师制度很有必要。需要商榷的是，要怎么改？才能在保障学生人格尊严的同时，不损学术竞争力。才能够尽量避免学术人才外流他校。如果只是某一院校限制导师权力，导师完全可以择机跳出这座象牙塔，令寻他处，大显身手，在这个人才争夺战白热化的时局，高校是不敢冒这个风险的。高校看重导师的学术能力和社会名望，看中他掌握的关系网，所以才会容忍导师的一些龃龉。也许，只有由国家部门牵手，制定一个面向国内所有院校的方案，才能应对这一问题。但是，这个方案即便有人酝酿，要真正出台，必将阻力重重。

也许，公众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陶崇园式的悲剧还会一次次发生，短期内局面不会改变。

完善制度、转变观念是一条漫漫长路，过程中，我们甚至会面临西西弗斯式的困局，但风物长宜放眼量，事后看来，那些看似无用的努力，最终恰恰推动了制度与观念的改良。环境看似铁板一块，仍有周旋的夹缝，陈小武事件就是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在改善高校师生关系这件事上，同样可作如是观，而我们这些看客首先能做的，就是面对陶崇园之死这样的悲剧，打破沉默、积极思考，不要视而不见。

原标题：陶崇园之死：畸形权力关系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