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现场

对话现场

《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于2014年再版，该书作者日本著名教育专家佐藤学教授在序言中写道：“借此再版机会，期待能同中国教育工作者加强联系，促进协作，强化各位教师从教室实践中相互学习的合作性关系”。

10年后的2024年9月8日，佐藤学应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之邀，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美丽的丽娃河畔，围绕“活在静悄悄的课堂里”主题，与同样长期扎根课堂田野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

“对话”本身即是两位教授研究视野中的重要概念。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杨银付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致辞后，两位教授很快就围绕“对话”展开了探讨。这场精彩的对话持续了3个小时，两位学者深入的思考、睿智的发言和幽默的回应，吸引了线上线下近30万听众。

对话孕育学习和创造

“什么叫对话？对话首先意味着倾听和共鸣，意味着差异和创造。真正的对话也是创作，所以，今天我和佐藤学教授不仅是对话者，也是创作者，包括今天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起创造课堂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见解。”活动开场，李政涛教授首先分享了自己对“对话”的学术理解和期待。

佐藤学和李政涛有很多共同点。佐藤学曾提出“倾听着的教育学”，李政涛则在其专著《倾听着的教育》中，专门论述了这一概念。这种对教育的共同认知是本次对话的重要基础。

佐藤学认为，倾听是对话的出发点，只有相互倾听才能孕育出对话，只有对话才能孕育出学习，才能建构出共同体。李政涛的生命教育实践理论，与佐藤学的教育学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追溯“教育”一词的拉丁语本源时，佐藤学理解到，教育的本源就是为了培养生命，这与李政涛的生命实践教育主张和其《活在课堂里》一书中所思考的命题遥相呼应。

教育研究者要学会在理论和实践中“穿梭”

佐藤学用一张老照片，回顾了自己50年的教育研究历程。他认为，合格的教育研究者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介入到学校中，而要谦逊地向教师学习，向学生学习，“如果研究者和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发生改变，教育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佐藤学认为，越是优秀的教育学者，其研究和实践的关系就越密切，比如杜威、皮亚杰、维果斯基、布鲁姆、弗莱雷。中国同样有这样的学者，比如陶行知、蔡元培、陈鹤琴等。

作为曾经的中学教师、如今的教育学教授，李政涛非常认同佐藤学“俯下身去做研究”的姿态。他认为，书斋式研究和田野式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各有各的价值。但目前普遍存在一些误区，一是重书斋式研究轻田野式研究；二是把书斋和田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课堂对于教育研究、对于教育理论创新有巨大的价值，是把书斋和田野贯通起来的载体，教育研究者要学会在二者之间“穿梭”。

佐藤学将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理论的实践化。他个人特别不推荐这样的研究，“因为在理论实践化的过程当中，研究者和一线教师之间容易形成一种权力关系，导致研究者高高在上”。第二种是实践的理论化。这种取向也有不足之处，因为研究者作为一个外部的介入者，很难融入教师当中。第三种是实践中的理论。佐藤学认为，教师们的实践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理论，但他们可能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自我意识，“研究者应该深入地观察教育实践，了解真正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作用的这些属于教师自身的理论，和教师们一起感受教学的困境，探讨教学的难题”。

对此，李政涛回应指出，佐藤学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理解和观点，可能说明对于教师而言存在三种理论：一是对教师的理论，这样的理论是外在于教师的；二是为教师的理论，是基于教师的需求和实际情况，能够满足教师教学实践需要的理论；三是教师自己的理论，即佐藤学所说的“在教师自己的实践中创生的属于教师自己的理论”。

“静悄悄”的课堂变革在中国

佐藤学表示，其实在《静悄悄的革命》出版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西方的教育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变化：教室从秧田式的排排座位变成了4人一小组的排列方式，教学出现了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型，从知识理解为目的的学习向探究为目的的学习的转型，同时也出现了从个体学习向协同合作学习的转型。

他指出，当时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时，他预测中国的基础教育也会有这样的革新，所以将中文版书名定为“静悄悄的革命”。在他看来，优秀的教师喜欢思考，自然而然是静悄悄的，“我们在建构学校的时候，一定要保障那些看起来安静的、没有话语权的教师，让他们得以发展”。他也坦率地指出，中国课堂变革的速度比他所预期或期待的要慢。

对此，李政涛作出了回应。他说，自己有两个“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是佐藤学把静悄悄的微观课堂变革放在了宏大的社会变革背景之下。第二个“没想到”，是佐藤学对中国课堂的看法如此坦率而真诚。

李政涛结合中国教育的实践指出，中国教育界对于传统课堂的弊端已有所认识，并一直在努力改变。他以自己所参与的“新基础教育”研究与探索为例，阐述了中国教师在课堂变革方面的新变化、新进展。他表示，已持续30年的“新基础教育”，坚持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提问权、质疑权、评价权、工具权和总结权还给学生，因此在破解传统课堂的弊端、推动课堂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同时，在中国基础教育界，也有许许多多其他团队，正在为课堂的变革而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李政涛认为，“静悄悄”的课堂离不开对几个关系的处理，即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预设与生成的关系、动态与静态的关系。尤其是最后一对关系。课堂需要多种多样的互动，互动产生活力，活动产生体验，灵动产生创造，他们共同通向学生成长。他特别强调，我们谈“静悄悄”，并不意味着否定动态、互动、活动和灵动的价值，只不过相对而言，我们对“静悄悄”的课堂理解和探讨的比较少。

“静悄悄”与“学”有关。只有静下心来，才能真正有效地学习；与“思”有关，必须“静心思考”；与“听”有关，只有静心才能倾听；与“深”有关，静水流深，没有静就没有深度学习、深度思考和深度倾听。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现在的课堂可能不缺热闹的，缺的是静悄悄的课堂氛围与课堂文化。

更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教师创新

佐藤学表示，过去20年中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印象最深的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提升。他认为，现在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高质量的教师队伍，而面对稍稍“落后”的课堂现状，可以从三方面做起：一是在课堂改革中关注学习的逻辑；二是教师和学校之间形成合作的网络；三是为教师创造更宽松的环境。

佐藤学说，他特别理解教师对改革的心情，“教师们一定非常害怕失败，如果有一步走错，可能就会面临非常大的困境。如果创新的环境能够更宽松，教师就能够产生出更丰富的教学实践成果”。他说，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个教育学者像他那样，经历了很多失败的改革，“正因为有了这些失败的经验，我才能够带领学校成功进行改革”。

李政涛指出，尽管中日课堂存在文化的差异，但从《活在课堂里》《静悄悄的革命》两本关注课堂的书中，可以看到很多共鸣点：强调改变课堂，才能改变学校；重视教研；认为学习要在教师介入下，让学生自主地在对话中学习；认为教学和学习是不一样的，不能用学习替代教学，要破除过度强调学习和自主学习带来的主体性神话；强调互动和倾听等。

佐藤学认为，中日两国课堂改革都稍微有些落后，因此会面临很多共同课题。来自日本贫困家庭儿童的比例非常高，这决定了日本教师更加关注如何通过自己的教学生活让学生变得幸福。他说，中国教师面对的情况会有所不同，这可能是日中两国课堂最大的一个不同。

当被问及对“理想课堂”的看法时，佐藤学说，他从没想过“理想的”或者“完美的”课堂是什么样，“比起思考理想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我更关心的是现在的课堂发生了什么，并对其进行分析，然后去解决问题”。

寄语教师持续学习和成长

课堂变革是沉静而缓慢的，课堂中存在大量的难题和困境。对中日两国的教师们来说，这都是必须面对的挑战。

佐藤学建议，要建构“静悄悄”的教室，首先要把声调降下来，“中国的教师太慷慨激昂了”。对于教师而言，最重要的工作不在于说，而在于倾听。如果想让课堂变得更高效，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设计挑战性的课题，促进学生静下心来思考。

教师要学会接受，接受所有的学生，接受学生的不同，接受工作环境的不同。佐藤学特别期待，教师能够成长为受学生敬重和信赖的人，持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时值第40个教师节，李政涛解读了教师节的丰富内涵与重要意义，并期待每位教师都能把成长作为天职，活在“静悄悄”的课堂里。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基础教育》杂志社、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等联合主办。

（作者程晓云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