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占我国高中阶段学校总数四成的中等职业学校发展进入新阶段，多省市优化调整学校布局，撤并专业或学校。

日前，河南省教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公布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布局结果名单的通知》，3年时间里，河南省中职学校已从875所优化调整到414所，名单外的中职学校停止招生资格。

《通知》显示，河南省于2015年启动优化中等职业学校布局工作，采取撤销、合并、划转等形式，整合一批“弱、小、散”学校，推动教育资源向优质学校集中，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产教融合。

早在1980年，国家开始对全国中等教育的结构进行改革，重点是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1996年，我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和实施，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经过几十年发展，2011年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超过82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大体相当。

“中等职业教育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保证。”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王继平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等职业学校是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形式之一，没有中职学校，就没有高中阶段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然而，中职院校的规模逐步衰减，撤并优化是近几年的一大趋势。

江西省于2015年出台中职教育新政，提出3年内撤并200余所中职学校，重点办好300所以内达标中等职业学校；广西省同样提出“到2020年，全区中等职业学校由目前的333所调整为240所左右。”的目标；北京市则于2018年提出“未来核心区不再办职业教育，职业院校禁限产业专业将撤并。”

在大规模的撤并之下，2010年至2017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规模由1.45万所减少至1.09万所。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院校的在校生人数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也逐年下降，2017年降至1592.10万人，但仍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40.10%。

“这并不是坏事，就是要让办学质量差、招生少的学校被撤并，才能提升中职院校的办学质量和吸引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方晋曾公开表示。

“现阶段，中职教育仍然是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发展经济、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与支撑。尤其对于贫困地区而言，作为唯一能够到达最底层、最偏远、最落后地区的中职教育，已经成为消除贫困最有效手段。”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沈剑光表示， 尽管如此，当前中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与行业企业的要求仍存在明显差距，迫切需要注重内涵、深化改革、提高质量。

事实上，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历年数据，自2012年起，中职毕业生的就业率就超过95%，一度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2016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96.72%。

从就业结构看，服务业成为中职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从事第三产业的占60.02%，且大部分专业的对口就业率超过平均对口就业率。

但实际上，学校推荐仍是中职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在直接就业学生中，经学校推荐就业的占总数的70.67%。并且，就业与平均起薪3000元以上的仅占15.7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研究院研究员苏杨指出，“虽然中职就业率看上去非常高，但与社会的低认可率还有很大的反差。”

“如果放在同一就业市场，像我们这种中职学生很难和大学生相比，连本科生、研究生都就业难，我们是难上加难。”刘宇是迁安市技师学院的一名毕业生，在他看来，“无论是学校管理方面还是教学方面，中职院校的社会认同度都很低。”

“过去的教育取向决定了学生是以上大学为主要的学习目的，那么就一定要上普通高中。考试制度又对学生进行了分流，学习成绩好的上普通高中，学习成绩差的上职业学校。”方晋表示，这会给上中职学校的学生贴上标签，甚至学生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失败的，至少是学习方面的失败。

根据2018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等职业教育赢未来计划”（以下简称“赢未来计划”）的阶段性报告，31所试点学校的学生中，中考成绩平均为323分，低于中考总成绩的一半。校长、老师、社会上对他们的评价很低，甚至存在污名化和偏见。

在教育人口急剧下降的趋势下，处于招生市场下游的职业院校面临生源危机。以陕西省为例，据《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近三年陕西高职招生人数快速下滑，从2014年的13.5万人下降到2017年的10.6万人，预计到2020年陕西高职招生人数将下降到7万人，尤其是地处地市的高职院校招生将更加困难。

也因此，如何满足中职学生提升竞争力的需要，更好的吸引生源关乎中职学校兴衰。近些年来，不只是县级职教中心，不少发达地区的中职学校都存在着一个普遍趋势，在招生宣传介绍办学成效时，只顾打着“升本”旗号，对就业则闭口不谈。

中职校的职责主要是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技能型劳动者，有舆论指出，只谈升学，不谈就业，背离了国家和社会发展赋予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

然而，尽管多省市出台政策，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的招生规模，其中陕西省、云南省等中西部地区高职毕业生“专升本”的实际升学比例不超过5%。

中职学校毕业生的发展情况不尽人意，与学校不佳的办学条件不无关系。

根据教育部网站发布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对照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中等职业学校办学基本条件整体达标率依然较低，能够同时满足“在校生数不低于1200人”等6项指标的学校只占16.1%。

其中，师资问题成为了大部分学校的发展瓶颈。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曾于2017年表示，与2000年相比，中职在校生增加了70%，教师只增加了13%。

根据教育部调查结果，专任教师短缺，数量不足60人的学校占有一定的比例；部分专业点没有专任教师；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专任教师中专业教师比例偏低，“双师型”教师比例不足30%的学校占比54%；企业兼职教师数量不足，34.2%的中等职业学校兼职教师数很少。

“目前我国中职学校多为市县( 区) 两级政府兴办，多数学校没有自主用人权，导致中职教师队伍建设出现了‘招来的用不上， 用得上的招不来’的现象。”河北科技师范学院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院研究员曾姗称。

东西部地区间的教师资源也存在一定的差距。东部地区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普遍职称较高、 学历较高、 数量较多 , 而西部地区的教师资源职称较低、学历 较低、 数量相对较少。 像辽宁、 江苏、 河北、 山东等地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达到300人以上, 而青海、宁夏等地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数量仅为10人左右。

另一方面，经费投入短缺也使中职院校难以发展。目前，大部分省份建立了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标准，但存在标准不落地问题。教育部数据显示，部分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年生均财政拨款不足1万元，其中还有一些在4000元以下。在民办中等职业学校中，大部分除学生津贴以外几乎无财政拨款。

并且，根据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调查，中职经费投入也存在地区投入的不平衡，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中职经费投入不足。通过对2010年我国东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的进一步比较, 北京的生均经费可以达到万元，而贵州省仅为 4676.4元，相差约为5倍，陕西、甘肃等地也相对较低。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近年来已有大幅提升，但比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还有很大差距。”方晋认为，各级有关部门应积极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生均教育经费支出达到普通高中的1.5-2倍的目标。

在现有的办学条件之下，随着部分新兴产业的发展以及经济新动能的增强，部分中职院校逐渐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与当地产业发展。

而人社部调查表明，从总量和结构看，我国技能劳动者仅占就业人员的20%，高技能人才还不足6%，总量不足，结构问题突出，人才断档现象严重。从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技能劳动者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高级技工求人倍率甚至达到2以上的水平，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在沈剑光看来，“目前，即便是东部发达地区，也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对于中职教育的发展需求不尽相同。而以一、二产业为主导的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更是面临着产业优化升级的巨大挑战，急需大量中高级技术人才作为推动经济转型的人力资源。”

方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技工荒”产生的原因是在经济升级过程中企业需求与教育体系转型之间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这导致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出现了缺口。

“基于市场人才的需求调查，部分学者专家否定了中职教育的存在价值。但国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则是考虑到中职教育具有满足社会多样化教育需求的价值。”曾姗认为，中职学校是人力资源市场的重要供给主体，如果供给人才的专业类型与市场需求错位，将会产生无效供给，既影响毕业生就业，也会浪费国家有限的职业教育资源。

“目前，各地经济呈现出产业集群发展的新动态，为中职学校加强专业群建设、兴办特色学校带来了契机。各级各类中职学校的确应整合现有中等职业教育资源，重新调整布局。”曾姗称。

“发达国家中职教育的发展状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并不会必然导致中等职业教育地位的弱化以及职普比的下降。事实上，中职教育正有力地支撑着像德国这样的制造强国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沈剑光以英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为例，指出了制定综合性的职业教育或技能人才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世界经济合作组织《2017教育概览》显示，30个成员国高中阶段职普比例平均为34∶64，而大多数工业强国，中等职业教育更是国家教育构架的主心骨，在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占比超过50%。例如，瑞士65%、比利时60%、荷兰69%、芬兰71%、挪威50%、奥地利70%、卢森堡61%、意大利56%、澳大利亚58%。据2016年瑞士洛桑国际商学院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榜单，前10名国家的职普比平均为62.34∶37.36。

“近年来，改革办学主体和改革教育方式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改革的两种主要模式。”沈剑光建议，企业应深度参与职业院校的办学实践，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主线、以提高实践能力为目的。

国外多元化的经费保障机制也值得借鉴。比如，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是一个由公共财政和私营企业共同资助的多元体系，主要由企业直接资助、企业外集资资助、混合经费资助、国家资助和个人资助等组成，其中，企业直接资助是主要经费来源。

方晋则认为，除了各方面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在职培训。现在有26%的中职学生是已经就业过又重新返回职业学校的，如果可以打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以及其他学历教育的通道，将有助于缓解供需之间的缺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