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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何其多

我国高考加分政策可大致以1978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到1978年，主要实行“优先录取”政策，即在分数相同或相近时优先录取部分考生。1950年高校招生文件规定，对于“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兄弟民族学生以及华侨学生，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1952年对于工龄在三年以上的产业青年工人也实行“从宽录取”政策；1956年高校招生优先录取对象再增加烈士子女和香港澳门学生两类。此后，优先录取对象稳定在六类人群。

1978年后则主要实行“加分录取”政策，加分项目虽不断调整并细化，但大体上可分为加分投档和降分投档两类。“加分录取”对象则不再是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除了继续对少数民族考生、香港澳门考生、归国华侨青年等实行优先录取政策外，开始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特长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等实行高考降分投档等政策。1987年，原国家教委颁布《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高考加分对象正式确定为十大类。

此后，全国性高考加分对象虽在某些年份有增有减，但整体变化不大。及至2014年，全国性加分项目共11项。2015年起，教育部大刀阔斧取消奥赛等6项全国性加分项目，只保留烈士子女等5类加分项目。

可见，在社会舆论持续诟病之后，全国性加分项目终于在2015年得到“腰斩”，只保留了烈士子女等基本没有争议或争议较少的几个项目。但实际上，全国性加分项目之外，一直以来，省区市的地区性加分更是层出不穷、花样繁多。

花样繁多的地区性加分

据统计，各省区市等地方政府通过政策附加，把高考加分项目总数增至两百余种之多。比如，《四川省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规定》中，“录取照顾政策”长达2100余字，共16项加分大类。广东省的体育类加分项目之多更是令人咂舌，甚至包括轮滑球、花样轮滑、毽球等。河北省规定“省授予‘教育世家’称号的教师直系子女报考师范学校的增加20分”。黑龙江曾规定，博士子女报考省内院校的，按侨胞子女对待，加20分投档。上海曾规定，获中学生科普英语竞赛一等奖、青少年计算机应用操作竞赛一等奖、上海市学生绘画书法作品展一等奖等的考生，可以加10分；手球、击剑、射击、棋类等11个体育项目的省级竞赛单项前5名、集体前3名的主力队员，网球、棒球、沙滩排球等6个奥运项目中参加全国、国际正式比赛前6名等，也能加20分。

李子江、杨志《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演变的制度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一文统计2010年各省高考特殊加分项后发现，大部分省区市特殊加分项都在4项及以上，河北省最多高达9项，只有陕西不但没有自己的特殊加分项，还削减了2项国家加分项。

地区性加分项目花样繁多的同时，是加分没有统一标准。首先是扩大化。如“省级优秀学生”一项，新疆、辽宁将其扩大到省级“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等。又如“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一项，有的地区将省级“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列入。最终导致的情况是，同一加分项在不同地区获得加分的考生人数相差悬殊。如2013年北京规定（直辖）市优秀学生干部和三好学生都可加分，符合条件的考生高达3021人；而广东规定只有获得“省级优秀学生”才可加分，全省符合条件的仅70人。

其次是各地加分幅度不同。教育部规定的加分政策，往往只是指出一个大概范围，于是各地对同一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迥异。如下图所示，2007年省级优秀学生、省级优秀学生干部、省级三好学生的加分中，北京与新疆相差整整10分。

此外，一些地区性加分项目更是偏离教育公平。有文章根据对我国2009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港澳台除外）高考加分政策进行统计发现，有近18个地区的加分项目有违公平。如下图所示：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各地自行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仅限于向本地所属高校投档时使用，且分值不得超过20分。至此，地方性加分项目从2014年的95个逐年减少，到2018年剩35个。其中，江西、吉林、广东、江苏、辽宁、黑龙江等地已将所有地方性加分项目取消。

谁是高考加分政策受益者

那么，高考加分政策何其多的那些年里，究竟谁是受益者？尤其是那些高考加分人数较多的地区，本为照顾弱势群体的加分政策，真的照顾到了那些需要照顾的考生吗？

不幸的是，清华大学NSSE-China项目2009年对北京理工大学2005-2008年本科生的调查数据显示，位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学生获得高考各类加分者占加分总人数的63.1%，而农民和工人子女只占22.1%。另有研究者对国内某所著名大学的新生来源统计显示，该大学体育特长生中70%、艺术特长生中80%来自大中城市。

显然，我国城乡经济、教育条件差异巨大，一些高考加分项目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倾向，使得高考加分受益者很少来自农村或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董美英、程家福《谁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受益者——基于2012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一文的数据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户籍而外，家庭条件更是决定性因素之一。首先是经济条件。某些地方加分项目可谓明码标价，比如，“足球4万多元，游泳7万到8万元，拿到加分名额后，还要向学校领导交4万元至8万元不等的钱款。”《谁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受益者》一文的数据同样显示，在获得加分的考生中，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人数共占57.8%，而工人、农民及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的子女人数仅占19.9%。

《中国青年报》曾发表文章披露，浙江某一中2009年参加航海模型加分测试的19名考生中，13名考生的家长分别是副区长、行长、财政局副局长、交警队科长、教育局科长、一中党委书记、一中副校长、公司董事、公司副总、实验学校校长等。舆论为之哗然。

参考文献：

董美英、程家福《谁是高考加分政策的受益者——基于2012年全国高校抽样调查数据》

崔华华、方美《对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理性分析及思考》

王后雄《我国高考政策的公平性研究》

鲍嵘、刘宁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的内容分析》

陈斌、郑若玲《高考加分：让人欢喜让人忧》

马延朝《公平视野下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罗立祝《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演变与反思》

郑若玲、袁卫《高考加分政策何去何从》

程家福、李瑛《论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执行失灵原因及矫正》

李子江、杨志《我国高考加分政策演变的制度分析——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彭泽平、金燕《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透视及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