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终于落地。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文公布，引起巨大反响。

《意见》明确了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的主要任务和重大措施，包括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等。

如何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对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提出了哪些要求？培训机构还有哪些生存空间及发展机遇？如何根本解决家长们的“教育焦虑”等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权威专家进行解答。

校内全面压减作业负担 校外多项刚性要求治理培训机构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指出，“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分为两个方面。在校内方面，使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在校外方面，使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基本消除，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

对于减轻校内负担，《意见》提出的重大措施之一是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张志勇指出，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是为了让学生享受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这是结构调整的问题。“把过多的上课负担、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降下来，孩子们才有时间从事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同时他指出，减轻作业负担并不是一味减少作业的量，而是要提高作业的质量，这是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

对于减轻校外负担，《意见》提出了从严审批、严禁资本化运作等五方面举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曲一帆指出，《意见》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呈现明显的问题导向。例如，针对过度广告营销的问题，明确了对广告的监管；针对短视化、功利化培训问题，对培训内容作出监管；针对资本裹挟，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不能上市融资，强调公益性和非营利属性；针对培训时长过长、负担过重，限定了培训时间；针对加重家庭经济负担，在试点城市执行收费政府指导价……每一项措施都是刚性要求，回应社会关切。

而当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都“减”掉之后，会有家长提出：学生存在的教育需求谁来供给和满足？对于这一问题，曲一帆表示，《意见》强调了学校是育人主阵地，教育需求应由学校来满足。

如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教育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解释称，一要扩大义务教育优质资源，二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三是降低考试压力，四是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

曲一帆进一步指出，“双减”将通过提升作业管理的水平、提升校内课后服务质量、提升学校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公共线上资源质量等举措，解决校内供给是否充足、优质的问题。

校外培训机构应发挥有益补充作用

为什么要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因为校外培训机构在增加学生负担上，推波助澜，违背教育规律，冲击学校教育，破坏教育生态。”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道。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首先是校外培训机构规模总量庞大。据统计，目前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数量十分巨大，已基本与学校数量持平，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教育体系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不仅增加学生课外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还会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同时，校外培训机构违法违规情况突出。由于违法违规成本较低，导致无证无照机构屡禁不止，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与中小学招生入校挂钩等违法违规行为依然存在，机构倒闭、卷款跑路等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此外，资本裹挟状况严重。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行业，展开“烧钱”大战，广告铺天盖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滥炸”式营销，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传，违背了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当然，严格规范校外培训并不是不支持学生的校外教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指出，严格规范校外教育培训，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教育培训市场的有益补充作用。

钟秉林认为，校外培训机构在兴趣爱好类的校外教育供给方面具有优势，在学科教育方面也可以补差，但不能违背规律超纲教学、应试教学。校外教育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应以其丰富的素质教育内容、灵活的形式、新颖的方法，吸引学生和家长的关注，满足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需求。

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建议，各地在落实“双减”文件精神时，可以强化素质导向，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引导和鼓励现有义务教育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发挥自身专业优势，转向素质教育题材，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文化、科技、劳动和体育等课后培训活动，以补充全日制中小学校的短板和不足。同时，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存量培训机构剥离学科类培训业务，探索实行职业技能培训乃至学历性职业教育，并可与公办学校开展合作办学、实施委托管理。

“对于机构来讲，这意味着一次重生。”曲一帆指出，在新形势下，国家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广泛统筹各方社会资源，各级各类教育改革为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提供了诸多机遇。同时她强调，培训机构一定要摆脱原有商业路径的依赖，降低经济利益的预期，回归教育的初心。

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未来发展机遇，曲一帆提供了七个参考方向。一是助力校内教育。“可以看到，多个政策文件中，都提到了教育新技术对教育的赋能，而很多在线教育培训机构本身在科技赋能教育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这是未来可以转型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是，加强素质教育，解决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更多去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第三，指导家庭教育。“这并不是说让培训机构变相地去给家长补课，而是从贩卖焦虑转向治愈焦虑，从培养优秀学子转向培养合格的家长，帮助家长去了解自己孩子的优势、构建和谐的亲子关系等”。曲一帆还提供了服务职业教育、发展终身教育、助力乡村教育振兴、扩大教育开放等转型发展思路。

“校外培训一定不能够再造一个教育体系，只能是有益补充。如果全体焦虑、全员内卷，导致所有家庭都把校外培训作为教育消费必需品，显然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曲一帆强调，机构要戒除侥幸心理，真正去转型。“如果还是依赖原有路径，换汤不换药，从大方向上来讲，是背道而驰的，终究是在火线上跳舞，随时都会面临被监管的风险。”

北京等9地将试点校外培训政府指导价

《意见》强调，在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的同时，确定北京市、上海市等9个地区为全国试点地区，在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强化培训收费监管等方面进行试点探索。

记者了解到，9个全国试点地区分别为：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其他省份至少选择一个地市开展试点。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双减”工作牵涉面广，十分复杂，为此选取北京等九个地区作为试点。一是因为试点地区影响相对较大，关系全局成效。二是因为试点地区开展“双减”已有一定的工作基础。三是先行先试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通过部分地区的试点工作，可以积累经验、发现问题，为后期在全国逐步推广提供可借鉴、可复制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

据悉，试点地区在全面落实“双减”工作要求的基础上，主要针对以下三方面问题进行试点。一是对现有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要全面排查，重新审核登记，解决过多过滥的问题；二是可探索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学校选择使用，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三是强化培训收费监管，将学科类培训纳入政府指导价，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预防“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发生。

实际上，在《意见》公布之前，北京等试点地区已经进行诸多探索。以北京市为例，今年3月以来，北京成立市级“双减”工作专班，建立北京市“双减”工作联席会议机制，并在市教委新设校外培训工作处，建立市区两级“双减”工作举报平台。

同时，北京市累计对90余家培训机构违规问题、多名教师校外兼职授课予以通报，严惩重罚培训乱象，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双通报、双转办”，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违反规定的多家企业给予顶格罚款。出台并落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广告治理工作方案》，启动试用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平台，用信息化手段推进科学管理，还出台了学科类校外培训预收费管理办法。

此外，在校内提质方面，北京市严格约束规范义务教育学段的考试，通报考试内容不规范的区教委和学校。加强作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五项管理；已经实现课后服务的全覆盖，课后服务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相衔接，组织校内优秀教师打破班级、年级、学段和校际界限开展答疑、辅导，暑期开展了托管服务。推进双师课堂和线上答疑系统建设，落实《关于推进“互联网+基础教育”的工作方案》，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在近期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下一步，将对标对表中央的“双减”意见，研究制定“双减”北京方案，压实属地主体责任，稳妥审慎推进。